近代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的生成与特征探析

近代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的生成与特征探析
在中国近代史上，香港是一个特例。正因为此，讨论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发展和演变时，宜将香港作为一个特殊的案例。分析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便不难发现，由于香港大学长期处于殖民者紧紧掌握之中，其精神理念几乎是从英国大学复制而来；相对而言，香港中文大学的特色比较突出。所以这里以将香港中文大学带有近代特征的精神发展过程作为一个案例，依据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师生访谈，对香港地区的近代大学精神加以讨论。
一、依据大学精神特征的“近代”界定
在历史上，对“近代”的界定就有不同的标准和观点，这里不对此加以讨论。就大学精神而言，近代中国大学精神是有特定的特征的，如救亡图存、保存中华文化传统、中西冲突与融合。据此而言，香港中文大学的近代精神传统以书院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大约1976年左右，中文大学内部也认为1963至1976年书院联邦制的结束为中大的“第一期”，“标志着中大传统教育理想的失落” 。
在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可以作为这一特性存在状况的见证。
1963年6月，港府依据《富尔敦报告书》组织了临时校董会，并于7月宣布新大学定名为“香港中文大学”，9月《香港中文大学条例》在立法局获得通过设立一所联邦制的大学，成员包括1949年建立的新亚书院、1951年建立的崇基书院和1956年创立的联合书院，以崇基书院原址马料水为校址。1964年华人学者李卓敏正式上任中文大学首任校长。
1968年决定从1968-69学年度开始，三个成员书院统一编订校历。
1970年三书院学生会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委员会”，当时全港多个学生组织组成“中运联”，行动获得社会各阶层支持。
1971年3月，中大学生会成立，学生会章程由全民投票通过。三书院集中办理入学申请，合格学生只需填写一份表格，依次列明希望就读的书院及选修的科目即可。
1974年，中大校园入口石阙标志及名称牌落成，有门无围墙，象征大学与社会融合无间。
1975年，“教育方针大学组织工作小组”发表总结报告，组长余英时认为中大应维持联邦体制。接着各学生会均成立专责小组并办座谈会，讨论重点有：工作小组的合法地位及代表性、中大现行制度已非六三年成立时的联邦制、中大权力趋于统一即破坏各书院传统精神。学生参加由学联统筹之“中国周”，提高同学民族感情。
1976年3月，“香港中文大学调查委员会”发表第二号《弥尔敦报告书》，建议中大维持联邦制的同时，要加大学校的行政统合，采取单一性的行政结构，各书院只管理各自的资产，其余的全部权力授予大学本部。新亚书院校董对这一新体制反映最为强烈，认为“改制违反政府与三间成员书院的协约”，立法局三度通过改制法案后，新亚钱穆、唐君毅等九位校董集体辞职抗议。
后人回忆道：新亚、崇基、联合三所书院，保持原来特色，推行博雅教育，实践“经师”与“人师”合一的导师制。很可惜，1976年立法局通过新《富尔敦报告书》，将行政大权收归大学中央，邦联制从此消亡。钱穆、唐君毅等九位新亚校董集体辞职抗议，痛陈“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将不能实现”。对此金耀基先生在访谈中说，不完全是所说的那样，原有体制资源分割，效率不高。
1976年，立法局议员钟士元提出中大四改三、统一两大学入学考试等建议。“大约在1976年春夏间，李（卓敏）校长就已经透露，校监亦即港督麦理浩向他提出要求大学从四年制改为三年制，但被他用‘绝不同意’（over my dead body）这句坚决的话语拒绝了” 。1977年3月中大校方明确表明“反对任何变更其四年制本科至三年制建议”，主要理由为“四年制课程之第一年是大学教育最重要之阶段；另外，双元教学（学科为本及学生为本教学）即将在中大推行，任何重大改制足以严重妨碍教学之进展”。1977年，中大师生举行连串研讨会及罢课，1977年11月政府发表的《高中及专上教育绿皮书》中仍认为：为配合其增加一年预科之计划及统一大学学制，建议中大四改三。1978年2月25日2600位师生在校园内举行集会，抗议政府要求的“四改三”。港府做出让步，承诺十年内不会提出“四改三”。
1978年，马临接任校长，大学委员会根据大学本部负责“学科为本”、书院负责“学生为本”的原则改组大学，改组后书院主要负责学生生活以及道修，大学则直接负责全部行政和教学、研究工作，而且实行“教师治校”。
就上述变化过程，在与不同时期的中大师生进行访谈时，他们所表现出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大家共同的看法是：虽然“四改三”在师生的抗争下得以延缓，但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七六年中大法案通过，三院权力几乎尽削”，大学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总结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就是大学的科技化、非意识形态化和实效化。相反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则逐渐退潮” ，传统精神与思想的存在空间被压缩，师生之间亲密程度受到疏远。简言之，这段时间是香港中文大学近代大学精神的终结点。从此中大在精神理念上迈向新的起跑线。
以下重点对近代香港中文大学的精神加以探讨。
二、体现一种精神延续的香港中文大学诞生
香港中文大学的诞生本身即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恰恰是这种精神催生了香港中文大学，并支撑了它的初期发展。揭示它的产生过程是了解其精神的实质的一条重要途径。
香港中文大学中的“中文”的含义，根据中大首任校长李卓敏所说：“可以意指由中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相对于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香港大学），也可以意指一个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大学” 。大学成立时由香港政府立法局颁布的法案第1109章《香港中文大学条例》中明确写有“其主要授课语言为中文”。
回溯香港中文大学产生的源头，更能看出它所想延续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中文大学的理念与三所创校成员书院及五十年代的香港高等教育分不开，它是“唯一一所由中国学者自己创办，并且秉承中国文化和教育理想的大学，是港英政府对五十年代本港发展中文专上（Post-Secondary）教育这一强烈要求的极大让步” 。